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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散文形式的流变

时间:2019-06-01 14:36 点击:
现代散文一经问世,无论叙事性的还是抒情性、议论性的,都充满了活力,尽展文体特长。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叙事性散文逐渐占据较为突出地位,及至解放区时期竟一枝独秀。中国现代散文向叙事化方向演变的背后,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变迁。

    现代散文一经问世,无论叙事性的还是抒情性、议论性的,都充满了活力,尽展文体特长。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叙事性散文逐渐占据较为突出地位,及至解放区时期竟一枝独秀。中国现代散文向叙事化方向演变的背后,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变迁。

    现代散文发端于五四新文学初期,是伴随着新文学运动开始的。涉足其中的作家之多,产生的作品之丰,都要超过其它文学样式。这不仅因为散文也要承担反对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重任,不仅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散文传统,以及西方现代散文的影响,更因为散文自身的特点:散文是表现作家个人情感最方便、最直接,又最有艺术韵味的个人文体。

    对外而言,散文是宣传新思想和进行社会文化批评的有效工具,对己而说散文则是宣泄个人思想和情感的自然通道,叙事、抒情、议论,各种体式俱全。在这个意义上,散文被作家主观审美为一种个人文体。因而,这时的散文大多带有浓郁的个人感情色彩,随手可触到个性跃动的脉搏,叙事性散文、抒情性散文、议论性散文名篇迭出,异彩纷呈。散文的个人文体的审美特征,经过五四文学的开创和示范,大致被固定下来,并向后延伸。

    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民族矛盾的不断加剧,叙事性散文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报告文学是左翼作家为推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而大力倡导的散文新体式。报告文学要求作家超越自我,把创作视点投注在外部世界,这也是它和文艺性散文的重要区别,它不可能成为一种个人文体。一些来自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确实给现代散文带来了一股刚劲清新的气息。由于左翼文艺运动范围的限制,和作家群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开始成为叙事性散文主体的报告文学运动,并不可能改变多数作家对散文个人文体的审美定位,报告文学还只能是散文中风头正健的一种。所以,在报告文学十分抢眼的同时,郁达夫、巴金、何其芳、李广田、丰子恺、陆蠡、丽尼、梁遇春等人的创作,却又将抒情性推向第二次高峰。

    散文形式的不均衡发展,出现在抗战爆发之后。战争状态为叙事性散文提供了广阔的表现舞台和阅读市场,一直较为发达的作家个人生活和情感的散文,显得低落飘零。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能够活跃于文坛的文学,必然是密切配合战争时事的文学。报告文学新闻性加文学性的特点,使之成为当时最实用的文学形式。所以,这时报告文学的发达显然不同于“左联”的转变文学观念的出发动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报告文学集》中作者和题材、主题的广泛性,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样,表现作家个人生活和情感散文的衰落,也并不是因为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报告文学的冲击,较多在于作家因对民族命运的关心,而暂时无暇顾及个人的体味,以及战乱失去了文学创作的环境。所以,抗战时期散文的形式虽然出现了失衡,但并不意味中国现代作家对散文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抗战后期和国统区文学阶段,抒写作家个人生活和情感的散文又有复苏,原因即在于此。

    抗战初期的解放区文学存在于大的抗战背景之中,散文的情况也不例外。但在报告文学之外,其它体式的散文也有间或出现,如何其芳的《我歌唱延安》、郭小川的《生命的颂歌》、魏伯的《塞行小记》、李述的《愉快的心情》、柳青的《在故乡》、张闻天的《飘零的黄叶》、高原的《悼乃莹》、严文井的《信仰》、萧军的《文坛上的“布而巴精神”》等等,这些作品较多表现的仍是作家个人的某些感受,个人文体的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曾以情感细腻、文字精美、结构灵巧的《画梦录》而称誉文坛的何其芳,在一个刚到延安的深夜,写下了《我歌唱延安》这篇被自视为“报告”的散文。作品中,作家倾情抒发了“自我”对延安的赞美之情,气韵生动,但从作品的结构到语言,何其芳并没有脱离原来的审美趣味,正如他自己说的,不自觉中“挂包里的日记本上也从客观材料的记录变为个人情绪与感想的抒写”(《星火集后记一》)。即使从1942年之前解放区抒情散文的数量看,虽然内容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依然主要扮演着个人文体的角色。

    促成解放区叙事性散文高度发达的根本力量,来自延安文艺谈座会。随着作家世界观和政治感情的转变,解放区的作家开始专心致志地描写工农兵的生活,而任何带有作家个人色彩的东西,都显得与政治上的要求格格不入。思想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学观念的变化,消除文学中的“自我表现”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对某些文体来说,改变作品表现角度就可以实现这种转换,但是对散文来说,个人文体的角色调整和现代作家的审美定位,必然要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作家只有放弃抒情路线,只取叙事。叙事性散文在先前的发展过程中,大多也是围绕作家个人的周遭而叙写,同样体现出散文的个人文体特点,但若将之仅用于对外界的客观表现,在手法上是较少困难的,不过是内容的变换而已。于是,报告文学类的叙事作品便应运而生。这就是解放区叙事性散文一枝独秀的根本原因。1944年,丁玲发表了《田保霖》,欧阳山发表了《活在新生活里》,两个作品都用叙事的手法介绍农民投入解放区生产建设的故事,毛泽东同志读后对此给予了肯定,并著文向这种“新的写作作风”表示庆祝。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楚感受到解放区叙事性散文高度发达的原因。

    解放区散文在全国未完全解放之前,还属于区域性现象,尚不能说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全部。及至解放区扩大到全国范围,解放区散文的叙事化倾向便随之扩大开来,成为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散文主要的形式。(毛宗刚)

    《光明日报》2002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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