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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字,如见故人来:张大春《见字如来》为你说文解字

时间:2019-02-22 05:04 点击:
张大春的字里人生,见字,如见故人来——“酒”字从酉,老而变化,却是青春里的落花一盅;“冰”字冷冽,却让他见识冰心有不与世争的温度;“春”字常在,写春联

《见字如来》     张大春 著   理想国|天地出版社

《见字如来》     张大春 著   理想国|天地出版社

  一个字长途跋涉来到我们面前,已经不是它出发时的模样

  张大春为你说文解字,见字,如见故人来

  接续林语堂、梁实秋,重拾当代没落的汉字课

  自认没有散文行世资历的张大春,六年前接下《读者文摘》的专栏邀请,起因于他愿意学习前辈梁实秋先生当年在该刊主持的专栏“字词辨正”,借着重新辨识文字,写字词源起故事,同时为这个时代没落的汉字文化尽力。见字,如见故人来。本书收录的四十六篇说文解字,每一篇都有一段“得胜头回”,说的是作家生命里与字相逢的风景、际遇,后文便是关于汉字的形、音、义与词组的说解、甚至延伸变化:人若宽心不怕“肥”、“醉”里乾坤大、“旅”字的长途旅行……字与词,在时间的淬炼之下,已经不只是经史子集里的文本元素,更结构成一代人鲜活的生命经验;作家往往回到最初学习或运用这些字词的情境之中,把那些和生活事实熔铸成一体、又可能随风而逝的字词一一揭露、钻探、铭记。对任何人来说,生命只走过一回;但是字却将之带回来无数次——只要你愿意读。

  编辑推荐

      张大春的字里人生,见字,如见故人来——“酒”字从酉,老而变化,却是青春里的落花一盅;“冰”字冷冽,却让他见识冰心有不与世争的温度;“春”字常在,写春联的往事,勾起怀念父亲的深情。张大春的说文解字,见自我、见故人、见平生,看见每个字的来历,也看见与字相逢的生命记忆。

      一个字长途跋涉来到我们面前,已经不是它出发时的模样——甲骨文充满想象力的文字造型、同源字词发展壮大的神奇旅程、偏旁部首引领的抱团小聚落……汉字精彩的溯源、发散之旅,配以作家手书小楷、字词辨正考题。当真正的学习展开的时候,每一个单独的字,都是文言文。

      接续林语堂、梁实秋,重拾当代没落的汉字课——林语堂将汉字文化介绍到西方,梁实秋写“字词辨正”专栏,为读者普及汉字通识;继《认得几个字》《文章自在》之后,作家张大春续写字词起源故事,以认字的流程想象文化教养的浸润历程,为两岸的语文教育尽绵薄之力。

      四十六个有温度的汉字,讲述汉字里的中国文化——本书收录字词:礼貌、害怕、勇敢、英雄、慈悲、幽默、旅、爱、信、笑、春、醉、肥、赞、龙、食、鬼、神、病、痴等。

  作者简介

  张大春,台湾作家,1957年出生,祖籍山东济南。

  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著作等身,曾获多项华语文学奖项。近作《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大唐李白》系列、《文章自在》、“春夏秋冬”系列等。

  张大春的作品着力跳脱日常语言的陷阱,小说充斥着虚构与现实交织的流动变化,具有魔幻写实主义的光泽。二十世纪八〇年代以来,评家、读者跟着张大春走过早期惊艳、融入时事、以文字颠覆政治的新闻写作时期,经历过风靡一时的“大头春生活周记”畅销现象,一路来到张大春为现代武侠小说开创新局的长篇代表作《城邦暴力团》,以及开拓历史小说写法的《大唐李白》系列,张大春坚持为自己写作、独树风骨的创作姿态,对华语文坛起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序:见字如见故人来(张大春)

  在讲唱文学的开头,有一段用以引起下文主题的文字或故事,在唐变文叫“押座文”(让在场座客专注而安静下来的一段文本),宋代以后的话本有一个特别的形式,从唐代讲唱文学的押座文形式承袭演变而来,意思就是说:讲唱者在引出正文或主题之前,先另说一段意义或情境相关的小故事,这种故事一方面能针对稍晚要说的故事、要发的议论做一些铺排,另一方面,也有安定书场秩序的作用,这种段落,一般称之为“得胜头回”,也写作“德胜头回”。

  是不是在书场之中运用了祝福军队作战胜利所演奏的凯歌旋律?有人这么推测。不过,更可能是在庶民语词里,借用了“得胜”一词,所表达的却是对人发财、得利、成功……的祝福。这是一个口彩,让观众一听到就开心—尽管也许是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见字如来》收录的四十六篇说文解字的文章里,每一篇都有一段“得胜头回”,说的是我生活中的一些小风景、小际遇。这些风景和际遇多少和后文之中所牵涉的字符构造、用字意义、语词引申等等方面有关。一部分的故事甚至与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有密切的联系。

  更具体地说:对我而言,有许多字不只是具备表意、叙事、抒情、言志的工具。在探讨或玩味这些字(以及它们所建构出来的词组)之时,我往往会回到最初学习或运用这些字、词的情境之中,那些在生命中有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的光阴,那些被现实割据成散碎片段的记忆,那些明明不足以沉淀在回忆底部的飘忽念头,那些看似对人生之宏大面向了无影响的尘粉经验,也像是重新经历了一回。

  这样的经验无时无之。最奇特的一次是在机场休息室的公共厕所里,正在面壁之际,忽然之间相邻便斗的使用者大大方方跟我说起话来:“张先生!对不起、打搅啊!我知道你懂很多字啊,那我就有一件事不明白,要跟你请教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学的厕所都叫‘茅司’,现在都没有这样念的了,是吧?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字,过个几十年,就不一样了吗?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茅司坑?”从反射神经冒出来的答复,我记得这个词汇。

  “对对对,茅司坑。茅司嘛,就是茅司嘛!”那人抖了一抖,接着说,“没错罢?我记得没错的。茅司。现在跟谁说茅司,人都不信!奇怪了。这一下好,你说有就有,以后我就跟人说,我问过你了。”说完,也没有要我继续解释下去的意思,他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面对着瓷砖和便斗,我忽然想起一九八○年夏天,召开一个会议,许多留外学人应邀返回台北住在当时名为“三普”的大饭店,我代表报社副刊去接待几位学人,其中一位是历史学者余英时。我们在“三普”楼下大厅会面,寒暄了一阵,准备进入采访阶段,余先生忽然招手叫服务生过来,问道:“请问,你们的茅房在哪里?”那服务生一脸茫然的表情,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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